曾經(jīng)住在布魯克林地。那一帶名叫落日公園，窮街陋巷百業(yè)凋敝，唯有殯葬一枝獨秀。這里地靠紐約的綠林公墓南側(cè)，自然會有相關(guān)服務(wù)依附于周邊。由此開往曼哈頓的地鐵恰好從墓園地下經(jīng)過。每次坐這趟車到河對岸，總怕會有隱伏在土層深處的刁頑鬼魂，從沒封嚴實的門窗縫隙鉆到車廂里來。

那個地方總共住了兩年多。那時候最想做的事之一，就是找機會搬到一個喜慶些的地方。每天下樓，前后左右的殯儀館，加上偶爾經(jīng)過的靈車，看著實在是添堵。不知生，焉知死。對于死亡問題自覺不自覺的回避，乃是人之常情，雖說源于塵土也終將歸于塵土的大道理，也都明白得很。直到現(xiàn)在，每次走過博物館陳列古埃及木乃伊的展區(qū)，或在一些內(nèi)置墓葬的古老教堂，仍會感到針砭肌骨的陣陣寒意。也有中醫(yī)解釋說，這是陽氣弱的征象，得補。

墓地本身給人的感受更多來自景觀的狀況。在現(xiàn)代社會，很多公墓由于環(huán)境的安詳靜謐，正日益變得公園化，成為休閑旅游的場所。前提是美觀的設(shè)計，得當?shù)酿B(yǎng)護。號喪、燒紙、放鞭炮，肯定都是減分項。即便是在普遍信仰宗教的社會里，建立墓葬的目的也是維護此岸的社會價值體系。逝者已矣，生前的功過是非都會帶到“那邊”去結(jié)帳，與活人無關(guān)。

最近一次去柏林，租住的小公寓附近是一所幼兒園，運動場上的小孩子們有的在玩足球，有的在騎山地車，就連一些上了年頭的墓碑也被用來練爬高。是的，那里曾經(jīng)是一片墓地，屬于這個街區(qū)的圣索菲亞教堂，一個世紀前就已滿員，停止接納新住戶。這里只有一處被圈護起來，因為下面埋葬著現(xiàn)代史學的奠基人蘭克。

因此，墓地作為一種新型公共空間，還被逐漸賦予文化中心的功能。人們通過謁陵活動，緬懷昔日的杰出人物，涵育性情眼界。前面講到布魯克林的綠林公墓，也不時有人前去探訪其中的一些“名墓”，從音樂家萊奧納德·伯恩斯坦、涂鴉畫家讓—米歇爾·巴斯奇亞，到創(chuàng)建那家著名鋼琴廠的史坦威父子。這是逝者的身后哀榮，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資本。

在美國，墓葬現(xiàn)代化運動始于十九世紀中葉，先是在波士頓，隨后影響波及到其它城市，比如紐約、費城、匹茲堡。自從工業(yè)革命開始，大量的鄉(xiāng)村人口進城打工定居。巨大的人口壓力導致土地價格暴漲，傳統(tǒng)下城的教堂墓地很快便擁擠不堪。窮人死了埋不起的同時，經(jīng)濟利益的驅(qū)動，又把開發(fā)商的資本吸引到這些寸金之地。除了極個別教堂墓葬，曼哈頓的大塊墳地早已被抹平痕跡。今天很少有人知道，地處紐約大學的華盛頓廣場，地下也曾白骨累累。

工業(yè)化的后果之一，是城市區(qū)域功能的重新劃定，居民的生活和職業(yè)空間不再彼此重疊。于是更有必要將逝者圈禁在特定的空間，以防干擾在世者的生活。除了外來人口的集中，日漸頻密的交通往來，也造成多種疾病的傳播。南北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后，隨著美國東西鐵路建成帶來的人員流動，為天花流行提供了新機會，結(jié)果整整一代人當中，麻臉人的比例遠高于一般時期。把死于時疫的人埋葬在稠密的城區(qū)，會讓居民擔心公共衛(wèi)生狀況惡化，特別是地下水源的污染。

綠林公墓就是應(yīng)對這一困境的產(chǎn)物。除此之外，波士頓的褐峰公墓以及費城的桂丘公墓，也屬這方面的例子。它們的共同特征，一是明顯帶有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趣味，不論園藝風格還是哥特復(fù)興式的附屬建筑；再就是全部位于當時的郊外。在嚴重缺乏綠地的美國工業(yè)城市，這些新型都市景觀備受歡迎；開闊的綠地、起伏的緩坡、蜿蜒的步道，點綴其間的石雕，這些都將成為若干年后的公園設(shè)計元素。

早在十八世紀初，英國建筑師克里斯多夫·弗倫，就鼓吹在城市郊外開辟園林式的墓場。就像歷史上的很多先知，此人同樣不為同時代的鄉(xiāng)里所悅納。直到近百年后，他的理念在巴黎得以部分實現(xiàn)。從中世紀直到大革命前，巴黎最大的墓地也在市中心，就是今天蓬皮杜中心西面不遠的無辜者噴泉那里。巴黎圣母院廣場下面的窟穴中垛存的骨殖，很多便來自那里。最后還是雄才大略的拿破侖，決定在城外專辟公墓用地。

其中最富盛名的，是后來劃歸20區(qū)的拉雪茲神父公墓。筆者曾在共和國大道東端短住，過了菲利普·奧古斯塔大街，就是墓園西門，有時會在傍晚過去散步。當年王爾德老師墳前那塊巨大石碑，還沒擋上防護玻璃，崇拜者在上面留下層層疊疊的吻痕，密集恐懼的人最好別看。一次和母親走過肖邦墓前，剛好遇到波蘭使館的人前往獻花。從緞帶上的題字，第一次知道這位音樂家的名字在波蘭文怎么拼寫。后來又在園區(qū)南側(cè)的聯(lián)邦份子墻，見到法共代表憑吊1871年在此殉難的巴黎公社成員。他們?nèi)紒碜员泵娌贿h的美麗城貧民區(qū)。

拉雪茲神父公墓和傳統(tǒng)墓地的最大區(qū)別，是它不再屬于教會的管轄。也是由于這個原因，開始很多天主教徒不愿死后在此落葬。作為權(quán)宜之計，市政當局往這里遷葬一些歷史名人，先是路易十四時代的喜劇家莫里哀和詩人拉豐丹。隨后遷入的，是那對中世紀情圣艾洛伊斯和埃貝拉爾。一個喪葬業(yè)的新興平臺的品牌價值就此提升，百年后躺到這里成了逼格倍增的事。

幾十年后，一個頂級幽靈文化社區(qū)在此壯大，成員都是畫家科羅、安格爾、德拉克洛瓦，作家巴爾扎克（后來遷葬先賢祠），音樂家李斯特、比才，以及埃及學家商博良，考古學家德農(nóng)男爵，這種級別的人物。結(jié)果很快再次爆滿。到十九世紀末，在此建造一座火葬場，已經(jīng)成為絕對必要的措施。一些有過重要貢獻的人物，也能在那里的骨灰墻上找到，比如現(xiàn)代舞蹈先驅(qū)伊莎貝拉·鄧肯。

二十世紀的名人繼續(xù)入住，可以輕易找到他們的墓碑。作家當中，柯萊特那里比較酷炫，體量很大的黑曜石碑上多出小小的一塊，雕刻成她生前的貓；普魯斯特只有一塊平躺地碑，樸素無華。艾呂亞、阿拉貢兩位超現(xiàn)實主義時期的左翼詩人，則在東門不遠處比鄰而眠。對早期電影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拜訪一下喬治·梅里葉，式樣凡俗的碑石上，是這位《月球之行》導演的青銅胸像。而歌劇迷們應(yīng)該不會錯過瑪麗亞·卡拉斯。

不過人氣最高的居民，還得算流行歌星皮亞芙和莫里森。后者是美國的“門”樂隊主唱，前者則留下《瑰麗人生》、《無怨無悔》、《在巴黎的天空下》。假如只能有一個聲音代表巴黎，蕓蕓百姓的巴黎，那就一定是她。這里還有一個比較另類的人物很受歡迎，據(jù)說摸過他的銅像能交好運。至于此人姓甚名誰，所在位置，鑒于種種考慮，暫不劇透。有意前往者，煩請自行研究。

據(jù)官方網(wǎng)站統(tǒng)計，曾埋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人數(shù)，早已超過百萬之眾。按照這里的規(guī)定，凡下葬30年后家人不再續(xù)約的逝者，遺骨會被移至墓園所屬骨殖堂保存。很多家族墓區(qū)，如果香火斷絕，或經(jīng)濟上無力承擔，都將重新整編處理。世界上很多公墓的政策都是一樣。這類空間屬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，一個人身后寄宿于此的機會自然極為難得，而且這樣的機會未必完全取決于金錢。叢雜的碑林當中，最多見的銘文是一行拉丁字In Memoriam，大概可譯成永志不忘?？烧嬲鼙缓笫烙涀〉?，又有幾人？

十幾年前，筆者曾在這里偶然路過一座新墳，墓主是個熟悉的名字：皮埃爾·布爾迪厄，就是發(fā)明象征性資本這個概念的那個社會學家。若干年后，他的夫人已和他在此重聚。就在他們幾步之外另有一戶新人，巨大的黑色石碑上是描金的越南字，四邊刻滿金龍金鳳的紋飾，想必家里非常有錢。然而幾十年后，二者誰更有可能留下？象征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，會是怎樣一個兌換比值？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。

類似狀況這里并不少見。城南同樣聞名的蒙巴納斯公墓，也有一個晚近落戶的文化名流，也就是紐約作家蘇珊·桑塔格。作為一枚超級法粉，她選擇死后定居巴黎。此人遠遠談不上富有。假如她能負擔更貴的醫(yī)療保險，說不定還能活到今天。她生前熱愛的批評大家瓦爾特·本雅明當年致力研究的詩人波德萊爾，現(xiàn)在成了她的鄰居。薩特、波伏娃也在這里。人以類聚，不論生死，這是無常之中的常態(tài)，他們當中，一位早被遺忘的詩人法爾格寫道：另一些人將會到來，另一些人將會哭泣……

說到這里，各位看官或許覺得上文不時提及的人名，實在過于文藝。筆者并不打算否認，這其中或有職業(yè)因素造成的視野局限。換個角度看，創(chuàng)意界人士生前往往仰賴肉食者的賞識贊助，提供施展才能的平臺?？善脚_即使再強大，也難避免天然的脆弱性，像為基因提供寄居機會的宿主，它們易衰速朽，而前者創(chuàng)制的內(nèi)容就像基因不斷自我復(fù)制，通過不斷尋獲的新宿主，在我們的文化記憶中一再復(fù)活。

文化創(chuàng)造這種自我復(fù)制的再生能力，為我們構(gòu)建存在的永恒感，并有助于抵抗虛無恐懼。就算作者已死，意義的再生產(chǎn)仍會繼續(xù)，在我們的想象中脫穎飛升，進入純粹的審美領(lǐng)域。很多人到佛羅倫薩圣十字教堂參拜米開朗基羅、伽利略；在維也納中央公墓探訪貝多芬、勃拉姆斯，都是為了超越性的內(nèi)在模擬經(jīng)驗。不能帶來意義增值的人，就算位高權(quán)重富可敵國，陵寢修成殿宇神廟，轉(zhuǎn)瞬之間同樣泯然于一眾無名白骨。他們的死亡只有臨床意義。同理，除非祭掃親友的陵冢，我們很少會去一座普通的墓地，打攪那些朽同草木的亡靈。

作為海德格爾所謂“向死而在”的人類，我們終其一生，都難掙脫死亡焦慮的頻頻困擾，意識到終極歸宿的同時，又一再無效地試圖逃避。除了自身的結(jié)局，其他人的離別也在造成人生的損失。對于我們世俗化時代的凡夫俗子，大限一到，至親至愛轉(zhuǎn)眼便成他者。或許由于缺少死亡教育，面對如此重大問題，我們基本采取不看不聽不說的鴕鳥政策。柏拉圖在《斐多篇》中，記述蘇格拉底臨刑前夜訣別友人時，繼續(xù)討論哲學的根本問題，聲稱除了如何去死，哲學再無其他可談。

自古基督教藝術(shù)就有對于尸變的描繪，包括“死之舞”在內(nèi)的各種memento mori主題。這種描繪骷髏起舞的形象，歷史上曾經(jīng)無處不在，特別是在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(fù)興，無非就是要告誡善男信女，紅塵當中，神馬都是浮云。前面提到巴黎最早的那座公墓的圍墻上，曾經(jīng)就有過一幅這樣的壁畫。說來也許是巧合，墓地被拿破侖清除之后，鄰近梅里修道院教堂的一個管風琴師，也就是后來有名的圣桑，后來把這個主題寫進音樂。他用木琴代表枯骨磕碰出的尖澀音響，讓原本陰森的題材有了喜劇色彩，連帶死神的形象也開始萌化。

而在佛教藝術(shù)當中，更早就有細分肉身腐壞各個階段的九相圖，極為恐怖。對于修持者，這是必須參悟的功課。即便是在這個獨尊現(xiàn)世價值的當代社會，適度增加喪葬場所的存在感，至少有助于恐懼管理，緩解焦慮，讓人面對死亡保持起碼的從容和尊嚴。再往深里說，那都是宗教問題。